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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察法规因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违背法定程序以及被认为不适当，而应当被更改或者撤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更改或者撤销。

公元13世纪，古法语的costume被中古时期的英语引入，拼写也相应变成custom，意为通常的做法、惯例，该拼写沿用至今，但词义却衍生出了海关、关税、买家等。莫斯（Morsen Mosses）在对南太平洋地区瓦努阿图族群习惯的探究中，也是围绕法律多元论题，将习惯作为法律规范的来源予以阐释，着力于讨论习惯作为法律多元意义上的规范所面临的现代挑战。

可见，巴顿与沙佩拉均认为，禁忌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一套禁止性规定，但二者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巴顿认为禁忌与习惯的概念区别非常明显，即习惯一定是合法与合理的，禁忌则可能是合法与合理的，又或是不合法与不合理的。事实上，人类学家，尤其是法人类学家对历史上不同时段的习惯同样兴趣颇多。而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禁忌则被定义为一旦人们从事这种行为就会被谴责，因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或是过于神圣，或是过于危险，以至于必须被禁止。在《牛津高阶学习词典》中，禁忌被定义为一种与宗教或社会有关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与社会规范或宗教信念相违背。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法学派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对部落社会的法律展开参与观察。

她以当地普遍流行的布鲁布鲁习惯的文化功能为论题，以参与观察为方法，认为布鲁布鲁习惯表达的是，如果一方实施了侵害另一方的行为，但向受害方及时道了歉，那么，受害方就必须要接受道歉且不得追究加害方责任的一般实践。早在古罗马时期，《查士丁尼法典》便将习惯定义为由惯例所确定的法律。合意原则与自愿原则其实是一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权利归纳为作为自由的权利与作为权力的权利。[54]参见前引[6]，L.Ferrajoli文，第15页以下。经济法的产生，其实是立宪主义的一次发展和完善，它是传统的立宪主义从专注政治立宪(制约政治性的权力)向注重经济立宪(制约经济性的权力)的发展。一旦出现结构性不对等的权利配置格局，就会出现私人领域中的权力现象，因为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地位无法互换，义务人对权利人所存在的从属状态无法从权利人作为义务人而处的从属状态中得到抵消，这样就出现了义务人单方面处于权利人权能支配之下的情况。

但是，立宪主义的产生并不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私法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 of private law)的提出，[6]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尝试。

[38]V. Roppo, Giustizia contrattuale e lib er t à economiche: verso una revisione della teoria del contralto?, in Rivista critic a del diritto privato,2007,599ss.[39]参见前引[6]，L. Fermjoli文，第18页。对私人自治的前一种理解符合传统的立宪主义以及私法立宪主义对自由的理解，即不受制于来自他人的专断权力的压迫。[55]根据本文的思路，同样可以从立宪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经济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内涵。就此而言，合意原则在本质上乃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利益分配格局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评价方法。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辨认其在何种限度上具有合理性，并对越过合理限度的部分进行限制和约束，仅此而已。[56]将经济领域公共化，其实就是国家运用行政的公法的手段来组织经济活动。相应的，它在私人领域采取了一种自由的定位，并且将立宪主义理论建立在保障私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言，立宪主义本身并不必然与一部形式性的宪法相联系，在广义上，它可以在任何面临权力制约问题的领域得到使用。

私法立宪主义批评传统的立宪主义理论将权力现象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认识，强调在私人领域同样会出现权力现象。20世纪民法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就是在私法立宪主义的引导之下，与公法领域的立宪主义携手来实现人的基本价值和自由的全面保障的发展过程。

这种做法开始于魏玛宪法。只有当传统的立宪主义没有涵盖私法立宪主义所试图处理的私人领域的权力控制问题，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问题，那么专门提出私法立宪主义概念才有意义。

[49]作为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权利的思想最显著的体现，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民法理论不再把所有权之类的权利与生命权、健康权之类体现所有的人的自由的权利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例如，个体公民可以自由地组织成为一个团体，通过努力成为政治上的多数派，把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立法程序转变为法律，从而强制要求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接受相关的利益安排。进一步来说，根据对私人自治的内涵的分析，可以认为在私法领域存在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将私人的基本自由看作是必须予以保障的最高价值的保障性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作出同意表示的当事人即使对同意所指向的利益格局具有清晰的认识，完全知道同意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也并不总是表明当事人认为相关的利益格局是合理的、公平的。被认为是结合了意志说和利益说的法力说提到的法律上的力，其实就是权力(potestas) 注释:[1][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

但是很显然，全体一致原则在人数众多的公共领域的治理中根本无法实践。笔者只是试图通过这一分析展示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权利的法律结构本身就内含了权力的因素，在具备特定前提的时候(例如出现了结构性权利配置不对等的情况)，权利的拥有同时也意味着权利人对义务人的单方面支配。

这时，权利保障并不必然与私人自由的保障相重合。[26]如果说公共领域的权力现象与私人领域的权利现象有什么区别的话，二者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公共领域中，权力的配置更多地具有单方性的色彩，因此往往是不对等的。

合意原则与自愿原则其实是一回事。[7]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宪法，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显著区别。

私人领域的权力在本性上与公共领域的权力并无区别，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它同样会自我膨胀，侵犯私人的基本自由。[10]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2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以下。如果存在一部叫做宪法的文本，但它并不能承担约束政治权力的任务，这时立宪主义的理念就并没有得到贯彻。

对韦伯的权力概念的分析，也可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瞿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3页以下。[7]例如，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有了这样的认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保持对民法理论的乐观和自信。在相互不存在某种基于组织性的从属关系的两个当事人之间，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单方面地使对方当事人对自己承担义务。

[53]毫无疑问，私法立宪主义支持前者，对后者则主张采取一种有条件的认同的态度，其条件就是它不能违反前者所设立的界限。由此可见，传统的立宪主义理论对私人领域采用的是一种自由的定位。

在私人之间的互涉性往来中，如果存在双方之间的利益划界问题，为了使自己在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当事人就必然有选择地隐藏一些信息。[28]如果把权利义务的配置看作是限制私人的自然自由，那么其实这两种方法就对应于哈特所说的两类法律规则，一类是通过直接的方式限制自然自由的法律规则，另外一类是通过间接的方式限制自然自由的法律规则。[51]究其原因，正是贯彻了这里所阐释的私法立宪主义的理念。[41]参见易军：《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43]Cfr.，H. Collins, La giustizia contrattuale in Europa, in Rivista critica di diritto privato,2003，659ss.[44]参见前引[2]，梁慧星文。参见前引[22]，拉伦茨书，第278页。

但是，这样的分析过于高估了私人领域中合意原则可能发挥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立宪主义的观念和理论得到发展。

[26]P. G. Monateri, Diritto soggettivo, Voce 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 Sezione civile, Vol.6, Torino,1990, p.418.[27]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以下。如果对这种权力放任不管，它同样会自我膨胀和扩张，进而侵犯私人的基本自由。